周总理约见张云逸
1965年7月中旬,张云逸在北京家里修改准备发表的《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在他的思绪里,当年的血腥屠杀和枪林弹雨惨烈的激战场面,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的眼前。 成千上万的红七军、红八军指战员、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被李宗仁、白崇禧等 桂系反动军阀杀害。他的亲密战友韦拔群、李谦、黄治峰等许许多多的同志倒在血泊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闭目沉思,不知不觉中泪水流出了眼眶。
忽然,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有事要约见他。虽然电话中没说什么事情,但父亲非常高兴,他早就企盼和总理见面好好谈谈。他知道总理日理万机,非常劳累,所以不愿打扰总理,一直没有主动提出见面的要求。
父亲常对我们说,他和总理很熟,大革命时就相识;长征到陕北后,1935年11月7日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前后方粮食供给、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兵站和地方武装;以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几支部队。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张云逸兼任参谋长。不久,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在12月10日前输送棉衣裤5000套、布鞋8000双、帽子800顶、粮食40万斤。张云逸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率后方办事处人员日夜奔忙,在20天之内将所需物资送至前线。1937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批准派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华南开展统战工作。4月25日,张云逸和周恩来等乘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从西安转赴香港。途中在甘泉劳山镇沿湫山遭土匪袭击。张云逸指挥警卫官兵掩护周恩来副主席安全撤离险境。为纪念这次劳山脱险,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合拍了一张照片。周恩来在这张合影照片的背面写下“劳山遇险,仅剩三人”。
1937年5月中旬,张云逸到达香港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桂、粤、闽、川、港、澳开展统线工作。张云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父亲说当年在武汉和总理在一起工作时,生活很节俭,他们俩经常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吃锅贴。回忆起当年的斗争生活,父亲脸上呈现出幸福快乐的笑容。
张云逸如约准时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在西花厅门口热情迎接这位老战友。总理拉着他的手,亲切地问:“胜之兄,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近来身体可好?”总理的问候使父亲感到暖乎乎的。看着总理疲惫消瘦的面庞,父亲说:“我很好,只是您看起来比以前瘦了。您是国家的大管家,很多事情离不开您,可要注意身体多保重啊!”两人边走边谈走进了办公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您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张云逸当时主要担负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工作,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事情要总理亲自交代。周恩来看着张云逸疑惑不解的神情,接着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您很快就能和一位久未谋面的老相识见面了”。周恩来缓缓地说:“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要从海外归来了,我们准备隆重欢迎他。中央已经决定您作为主要代表到机场去迎接。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非常重要。”张云逸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李宗仁原是国民党的副总统,蒋介石被迫下野后,他当了代总统;国共北京和谈破裂后,大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般地解放了全中国,蒋介石逃到台湾,而李宗仁却为台湾当局所不容,走投无路,飞到美国当寓公。现在怎么想回来了?周恩来说:“他在美国的日子并不轻松。美蒋特务日夜跟踪监视,台湾舆论不停地施压和谩骂。他在国外颠沛流离近20年,对中国的问题想明白了。他在晚年十分渴望回到祖国大陆,想为国家的统一,防止台湾分裂做些工作。经过我们十年来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终于消除了种种顾虑,毅然决定冲破阻力,准备返回大陆来。为什么要派你去机场接他并参加人大会堂的欢迎宴会?因为你们俩是有恩有怨,时敌时友的老相识。李宗仁是广西人,而你又多年在广西工作,对广西情况比较了解。中央反复权衡,觉得你是迎接李宗仁先生的最佳人选之一”。周总理的一番话使张云逸茅塞顿开。他这个统一战线的老将,将再次承担党交给的重大统战任务。
李宗仁、张云逸时敌时友
在等待李宗仁到来之前的日子里,张云逸反复思考、回忆与这位时敌时友老相识的过从。他二人都是孙中山旗下的同盟会会员,参加护国、护法战争,又一同参加北伐,可以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可是不久,李宗仁便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共”。更有甚者,在李、白统治下,广西全省有近千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逮捕,数百人被杀害。1930——1931年间,李宗仁派强军镇压百色起义围剿红七军、红八军,使广西革命斗争遭到巨大破坏。这一时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西安事变之后,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延安到桂林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并达成反对内战、联合抗日的纲领性协议。在李宗仁的引见下,张云逸结识了四川实力派代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陆军总司令龙云的代表但懋辛;并由李宗仁从中牵线,很快与统战的关键人物——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广东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余汉谋见面。经过多方艰苦工作,余汉谋才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这时李、张是合作伙伴。
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新四军是在他的统辖之下,国共分别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共同与日寇殊死搏斗。张云逸之所以能到长江以北活动,还有李宗仁、白崇禧主动要求他过江的背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要求第五战区将一部兵力撤入大别山在敌后打游击。而这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弱点。为了让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长期坚守,李、白与中共协商正式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工作,帮助桂系军队举办游击战术训练班,同时让张云逸统一指挥新四军在江北活动的几支游击队,以便与桂系配合作战。此时他们是在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盟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逐渐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桂系军队屈从蒋介石的旨意,频频对我新四军制造摩擦,不断向新四军小部队进攻,俘捉军政人员,逮捕枪杀新四军官兵及家属,抢夺军需物资,制造多起惨案。更有甚者,在五战区所辖安徽无为县扣押了新四军抗日将领张云逸参谋长之妻、子,连同护送人员20余人及携带军饷7万元,长短枪11只。我军派出的交涉人员亦被扣留并杀害。此时,双方武装冲突有不断扩大之势。张云逸等电请蒋介石委员长、李宗仁司令长官、白崇禧主任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停止军事行动,击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抗战,国家民族才能得救。这期间,两军严重对抗,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借敌伪之手将新四军消灭掉。
解封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11月7日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百色起义20周年之际——12月11日,解放了广西全境,歼灭李、白残匪17万余。李宗仁和张云逸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到此告一段落。
周恩来十年心血 李宗仁海外归来
李宗仁——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代总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鲜血的大战犯,旅居海外16年之久,想回到祖国怀抱,为国家的统一、繁荣献力。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和谋划,前后用了十年的功夫。光请李宗仁先生的亲信和高参程思远先生从香港秘密到北京就有五次。 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先生第一次回国,周总理和他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 中心思想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李宗仁去年发表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1957年,程思远先生的女儿从美国传话:“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思乡怀旧之情久久不能平息,所以总想回国”。不久又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
1959年9月,程思远先生被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5日,周总理接见了他。总理说:“ 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适当时候,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做决定”。
1961年6月10日,程思远三上北京向总理汇报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返港会谈情况。他说:“我和郭德洁总是以游玩为名会面。我太太石泓开车, 在约定的地方等她,我们在飞奔的汽车里交谈。 主要是商量同李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如何联系,如何躲避美蒋特务盯梢等问题。商定了会面地点在瑞士苏黎世。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李先生可以探亲、旅游名义前往,不至于引人注目;我则以参观罗马古迹名义飞往意大利。然后转到瑞士与李先生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
1963年经过长期的商量,李宗仁决定依照周总理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程思远会晤。程先生11月14日到北京,15日深夜总理接见他,要他牢记并重复中央提出的“四可”:第一,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这次接见谈到东方欲晓。(加毛批示照片)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直接到天堂广场Savoy饭店与李见面。李宗仁说:"树高千尺,落叶归根。人到晚年更加思念祖国。"程向李转答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和"四可”。李先生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赴欧。总理得到消息后,令程立即来京。经中央统战部安排做赴欧迎李归来的准备。李宗仁到纽约移民局申办旅游签证,说到欧洲小住,为期约三个月。因他1963年去过欧洲,并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所以他这次办签证手续很顺利。6月13日,他只身飞欧;6月21日,夫人通过一名律师把房子卖给一个美国人,23日她也飞抵瑞士。
程思远是6月28日到苏黎世的。这时李先生夫妇正在等候次子来欧汇合。闲来无事,准备到洛桑等地旅游。程先生忽接紧急通知:务必在7月13日离开苏黎世。事后得知,李先生刚刚登机一小时,就有两位不速之客匆匆来到苏黎世,非要面见李先生,说有一急电要交给他本人。还听说香港也有人打听李先生在苏黎世的住址。情况危急,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
1965年7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夫妇毅然排除险阻,乘一架波音707客机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回祖国。7月18日七时许,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由陶铸陪同李先生一行在机场享受了正宗的粤式早茶后,11时飞赴上海。李宗仁看到周总理微笑着站在停机坪上迎候他,连忙上前与总理紧紧拥抱。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对程思远说:“直到今天凌晨,总理接到李先生一行所乘班机已飞入国境的电话,才上床休息。”
晚上周总理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总理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回来就好。北伐军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先生回来,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李宗仁先生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1965年7月20日上午,周总理和李宗仁先生一行一起来到上海虹桥机场。周总理先行,临上飞机时,他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依照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著名人士到北京机场迎接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夫妇从海外归来。并参加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照片见画传224—225页)
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李宗仁向张云逸深鞠躬
李宗仁先生归来后,广泛和国家领导人、国民党故旧、起义将领及和谈代表等互相拜访和欢宴。出人意料的是,他主动提出一定要拜访张云逸将军。当时张云逸已73岁,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李宗仁先生说:“我俩相识近60年,我很想看望他。”中共统战部门安排好后,一日,他来到张云逸的寓所——北京南池子大街18号。得知李宗仁先生要到家里来的消息,张云逸事前把家里人都安排出去了,只留下秘书,参谋和服务员。李宗仁的汽车直开进院内,张云逸在房前迎候。秘书詹克勋将李宗仁、程思远等贵宾迎进客厅。大家落座之后,服务员卢秀玲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和茶点。张云逸笑着说:“今天请大家喝咖啡,这是我的老家海南产的,你们品品味道怎么样,跟洋咖啡的味道一样吗?”李宗仁立马站起身来,向张云逸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喃喃地说:“胜之兄,抱歉,过去的事对不住你啦!”张云逸站起身来,请李先生入座。张云逸说:“几十年的战乱已成过去,新的一页掀开了,今后我们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尽一己之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广西任职,现仍是广西的人民代表。现在广西火车通到睦南关,公路四通八达。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把钦廉地区和北海划给广西,给广西一个出海口, 这样就能使广西和东南亚各国互通贸易,对广西的经济建设是非常有利的。现在广西变化很大,希望你回老家看看,今后还需要做些什么事,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两位老朋友轻松地交谈许久,李宗仁先生说这是一次愉快的会见。
1969年1月,李宗仁患癌症,在弥留之际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无比的光荣。”“我在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总理在告别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这一封信,是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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