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波

在五指山的热带雨林深处，沿着潺潺溪流一路前行，溪水逐渐变得细弱，几乎消失在视野中。鹅卵石上覆盖着一层黄色苔藓，白色的岩石底子若隐若现。高处的石壁上，水滴坠落，发出清脆的声响。这里，便是昌化江的源头，低调而不起眼。

我国水系众多，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皆自西向东奔腾入海。然而，昌化江却逆着常规的流向，横贯海南岛中西部，向着日落的方向汹涌而去，最后在旦场村注入北部湾。

旦场位于昌化江下游一个狭小的孤岛，四面环水，进村的唯一通道是一座小石桥。桥面很窄，仅够一辆小汽车勉强通过。桥边立着一块牌子，斑驳的字迹浸透海风的咸涩，提示雨天禁止车辆过桥。在海岛，我曾驶经一些路况比较差的路段，深入黎母山时，轮胎被尖锐的碎石刺破了一个大洞，连修补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报废。眼前这座桥，若在桥上发生意外，不是损失一个轮胎那么简单了。出村迎接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技术不行，咱们就步行过桥吧。”我把车停在桥边，一行人步行进村。

远远地，便看见了旦场抗日英雄纪念碑。它仿佛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39年11月3日，日军进入旦场村，要求村民投降并签署“顺民证”。村民们当即强烈反对。次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日军重兵包围旦场村，残忍地杀害了93名村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三惨案”。碑前新供的野菊花沾着露水，讲述着永不褪色的抗日史诗。

村里的房屋几乎都是用珊瑚礁垒砌而成，这些珊瑚礁历经万年形成。房子远看是灰色的，古老的板壁缝里散发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气息。屋顶耸立着一只枪筒状的烟囱，烟囱里升起了焦糊而又好闻的干草气味，凝聚成一股灰色烟云。靠近水边的房子，打开窗户，就能听到江水流动的声响。窗户的木条已经变了颜色，仿佛经历了千年万代。

朋友家的房子，用竹篱笆围拢起来，在竹篱笆上开了一朵紫色穗状的小花。宽大的院子，繁茂的藤叶下，挂着一串又一串扁豆。邻居的小黄狗过来串门，它轻捷地掸开篱笆门，在院落里转悠了一圈，然后睡在一片金黄的稻草上晒太阳。早春的阳光在小黄狗一明一暗的瞳仁里跳了出来，一下就跳到灰房子红泥瓦的上空。

江边铺展着一片沙滩，白茫茫的土地与江水相映成趣，将村庄安放在三角洲的江心位置。祖先们精心挑选这里作为定居之地，或许是为了倾听江水最后的喧嚣与大海的呼唤。

在一处水潭里，几个男人穿着短裤，佝下身子，在水里摸索。其中一个男人扬起手臂，两手间握着一条鲻鱼，浑身披鳞，闪着银白的光。《开宝本草》记载，此鱼可入药，“主开胃，通利五脏，久食令人肥健”。

我觉得自己和眼前这条江有几分相似，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力，深处暗藏着激情，虽然历经沧桑却能平静地逶迤前行。纪伯伦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一条江亦然。

我的出生地距入海口40多公里，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在昌化江上下游荡，对这条江了然于心。雪白的江滩一路铺展，江水清澈透明，深处的水面，像一块巨大的绸布，微风拂过，布幅起了褶皱，顷刻之间又平息下来。

昌化江在下游挣脱了崖壑的束缚，变得更为宽阔，在绵延中显出摆动的气势。村里缺水，我曾经和母亲担着水桶去江边挑水。打满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沙滩，歇上几口气才走回来。渴了，就直接喝一口。母亲望着夕阳下的江水，发出了一声无以名状的长叹，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太阳正缓缓落山，天空被染成一片深红，远处的树木显出深沉的青黑，江水则铺满了金光，仿佛一条通天大道，连上了母亲凝视的眼睛，夕阳层层浸染她的皱纹。

出海口三角洲，宽阔辽远，呈菱形状，远处的海水和淡水交汇处，延伸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形成绝美的风景，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

塞萨尔·艾拉曾经说过：大自然被人类的社会性包裹起来了。庆幸的是，这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人为规划，自然景致中没有嵌入工匠的气味，原先之无依然成为时下之无。在人为与天然之间，我喜欢自然天成，喜欢早先空空荡荡的状态，天趣蕴含其中，难以言说，让人玄思。

岸边聚集了许多游人，他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举起相机和手机，试图将这美景留住。太阳已经入海，村子现出一片温馨的花影。女人们摆出各种姿势，我看到那些拍出来的影像，带有一种别样的美妙光色。

村子里不再是中老年的留守地，许多年轻人都回来了。这里成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有人照相，有人经营旅店，有人做小吃，有人卖水果，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离村时，桥头的茉莉花开得正艳，散发出一股宜人的清香，旦场渐渐没入一片暮色，珊瑚石墙里的渔火，在恍如仙境的云水间明明灭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