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沪上报纸刊载的咖啡广告。 资料图

周惠斌

咖啡发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coffee一词的通用汉译名“咖啡”，最早见于1819年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但在清末的报刊书籍中，它另有五花八门的译名，如“茄菲”“珈琲”“考非”“高馡”“磕肥”“枷榧”等，不一而足。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中，至少有“架非”“加非”“架飞”三种写法。1866年，为培训服务于洋商和传教士的中国人学会烤面包、做西点、煎牛排、煮咖啡，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用汉语编写了一本私家食谱《造洋饭书》，介绍了268种西菜、西餐的做法，书中将咖啡译为“磕肥”。1873年9月22日，《申报》刊登《电报英京巨银行闭歇事乃系讹传》一文，将咖啡译为“加非”;1875年11月10日刊载的一篇《轻生说》中，首次出现“咖啡”二字。1887年刊印的《申江百咏》中，有一首竹枝词“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将咖啡译作“高馡”。直到1920年代后期，coffee才有了相对统一的译名“咖啡”。

作为舶来品，咖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彼时，清王朝闭关锁国，通商口岸仅广州一个。1836年前后，在今天的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附近，丹麦人开设了一家西茶餐厅，以浓郁的咖啡香味吸引了众多外国顾客，成为广州、也是中国第一家经营咖啡的场所，标志着中国咖啡文化的开端。

1843年上海开埠后，咖啡最迟在1844年进入上海。据一册名为《OR7400各号验货》记载，1844年5月18日，“第19号船，公正行进口枷榧豆5包，每包70斤……”而当年在上海，购买咖啡豆的唯一途径是拍卖行。彼时，上海还没有独立的咖啡馆，仅外国人开设的一些饭店、夜总会、俱乐部中才设有咖啡室，如1846年对外经营的礼查饭店，咖啡室即附设于旅馆之中。《上海通志》记载，1853年，英国药剂师劳惠霖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花园弄1号开办老德记药店，以经营欧美成药为主，兼营医疗器械、化妆品、烟酒、糖果、冷饮等，但所提供的咖啡，最初却被老上海人视为“咳嗽药水”。

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番菜馆(西餐馆)开始以餐后饮料——咖啡招揽顾客，引得国人纷纷尝鲜，《申报》曾在1876年刊登番菜馆的咖啡广告。据《清稗类钞·西餐》记载，1883年，位于今福州路、山东路口的“一品香番菜馆”，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西餐馆，餐后供应“咖啡一盏”，从此，到番菜馆吃西餐、喝咖啡成为一种时尚。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是1886年公共租界内的虹口咖啡馆，但只向海员开放。1906年，福州路上的宝利咖啡店，是上海第一家正式对中国人开放的独立咖啡馆。

1920年代后，营业性咖啡馆在上海大量涌现，逐渐形成规模化的街区咖啡馆。其中，著名的有卡尔顿咖啡馆、皇家咖啡馆、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惠尔康咖啡室、沙利文咖啡馆、上海珈琲馆和公啡咖啡馆等，它们多由法、俄、意、日侨民和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开设，主要分布在被称为“小彼得堡”的霞飞路(今淮海路)、“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和“小维也纳”的汇山路(今霍山路)等三个区域。随着咖啡文化的日益普及，咖啡开始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喜爱，成为与茶相媲美的饮品，以致不同形态的咖啡，如咖啡粉、咖啡霜、咖啡糖、咖啡汁、咖啡茶、咖啡糖浆等，走进了千家万户……1926年，《兴华》杂志报道，上海每年购入咖啡约在千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咖啡在广州、天津、汉口、北京等城市也日渐兴盛。民国时期，北京西单的英林咖啡馆、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以及葆荣斋咖啡馆，是老北京的三大咖啡馆。1935年，北京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总指挥部就设在西单一家咖啡馆的二楼。

抗日战争胜利后，小型咖啡馆在上海骤然增多，从南京路外滩至静安寺，沿线有咖啡馆30余家。到1946年10月，整个上海有咖啡馆186家，加上西餐馆，喝咖啡的场所多达297家。

百年来，浓郁的咖啡与都市人群摩登洋气的消费观念不断融合，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馆，更是见证了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在现代都市的邂逅乃至水乳交融，成为市民聚会聊天、休闲社交的活动空间。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