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库帛书局部。

《人物御龙帛画》上的男子形象。

装着子弹库帛书的保护箱。新华社发

子弹库帛书摹本。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5月18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手捧装着子弹库帛书的保护箱走出客机。新华社发

江雪

伟大文明的延续，以文字和典籍的薪火相传为命脉。5月18日3时55分，从美国华盛顿起飞的CA818航班，载着珍贵文物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一刻，距离1946年子弹库帛书被非法带离中国，已经过去了79年。

“国宝终于回家了”“漫长的归乡路!”被网友们称为“国宝”的子弹库帛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是目前已知唯一的战国帛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而在这两卷古书归国的背后，有一长串历史往事。

子弹库帛书是怎么出国的?

今湖南省长沙市城南中路枫树岸巷一带，老人们闲聊时偶尔会提到一个老地名——子弹库。1939年长沙会战打响后，国民党军队曾在此地设军火库存放弹药，战后当地居民常能捡到子弹、弹壳，“子弹库”之名由此而来。1942年9月的一天，在子弹库的一个土坡上，4名“土夫子”(长沙方言中“盗墓贼”的别称)盗掘一座楚墓，盗走漆盘、铜剑、木龙、陶鼎、陶壶等文物，并在棺椁内发现一个竹箧，内藏帛书及残片，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子弹库帛书。

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经古董商唐鉴泉倒手，落入当时长沙知名的文物鉴藏家、古董商蔡季襄之手。蔡季襄请人对帛书加以拼复和装裱，并命儿子临绘帛书上的图文。1944年长沙沦陷后，他逃难至安化，着手对帛书(又称缯书)进行研究考释，写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让这份“战国孤本”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抗战胜利后，蔡季襄带着子弹库帛书来到上海，寻求将帛书出手，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1946年，经傅佩鹤牵线，蔡季襄认识了美国人柯强(John Hadley Cox)，此人曾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并大肆收购中国文物。据蔡季襄自述，三人见面后，柯强说可以用红外线相机拍照，以显示帛书上不清楚的文字，让他将帛书留下;第二天，他去取帛书，柯强又说相机缺零件，让他明天再来;第三天，他找到柯强，才知道对方已托人将帛书带去了美国，气愤至极。预感到可能受骗又无可奈何的蔡季襄只得接受现实，与柯强订立契约，内容大致为：给帛书作价1万美金，柯强先交1000美金，若帛书在寄往美国途中发生事故，或不寄还，柯强须在9月底付清余款。实际上，后来柯强未归还帛书，也未付清余款。

柯强返回美国后，曾向各大博物馆兜售子弹库帛书，但无人购买。1966年，第一卷《四时令》被卖给了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五行令》《攻守占》被柯强塞进鞋盒存放，1992年匿名捐赠给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即现在的美国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赛克勒生前曾表示，要将子弹库帛书归还中国，不过未能实现。他去世后，《四时令》最终归赛克勒基金会持有。

帛书上写了啥?

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但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古人云“书于竹帛”，纸出现以前，竹简和丝帛曾长期是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

我国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帛书，目前尚无定论。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已在帛上书写文字。比如，《晏子·卷七》云：“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这段话是说，春秋早期的齐桓公赐给管仲狐、榖两座城池，并将这件事记于帛上。如此言可信，公元前7世纪帛已成为书写工具。

帛书在地下不易保存，因此在考古中发现的帛书实物极少。从1908年起，有人先后在甘肃敦煌等地发现帛书，但大多为私人信件。到目前为止，真正典籍意义上的古帛书只有两批，均出土自长沙，一批是子弹库帛书(又称楚帛书)，另一批是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其中，子弹库帛书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帛书。

子弹库帛书分为《四时令》《五行令》《攻守占》3卷，共900余字，上附两套图，一套是彩绘的十二月神图，一套是四木图，四木居四隅，春为青木、夏为赤木、秋为白木、冬为黑木。

此次美国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主要是帛书残片，共132件(组)。《五行令》的墨书文字较小，内容是按五行讲四时十二月的宜忌。我国古代的五行时令，把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为木、火、土、金、水五段，每段七十二天，按五行分出三十个节气。五行令与四时令曾并行于先秦两汉，此后逐渐被遗忘。《攻守占》的墨书文字略大，讲的是攻城和守城的宜忌。“(这部)帛书的内容跟中国古代的术数有关，是属于术数类的文献。”长期研究子弹库帛书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说。

据了解，尚未归国的子弹库帛书第一卷《四时令》相对完整，文字写在一块长47厘米、宽38.7厘米的丝绸上，分为甲、乙、丙三篇。

帛书最初的主人是谁?

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子弹库帛书的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与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死海文书”相比，要早100多年。那么，这部帛书的年代是如何确定的，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

为了解开更多谜团，1973年5月，在子弹库帛书出土30多年后，湖南省博物馆(今湖南博物院)在当年参加盗墓的“土夫子”的带领下，重新发掘了这座楚墓。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的坑底填有厚0.39米的青灰色膏泥(俗称青膏泥)，棺椁四周直至墓壁均有0.34~0.4米的青膏泥，棺椁上部的青膏泥厚0.8米。这种青膏泥黏性较大，有隔绝氧气的作用。

在残存的文物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另一件帛类文物——《人物御龙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中的男子形象生动传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须眉毕现，服饰线条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这幅帛画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人们将其与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有专家认为，结合战国时期楚地的丧葬习俗，《人物御龙帛画》中的男子很可能就是墓主本人，子弹库帛书是其生前所用物品，死后随葬。

对骨架等进行鉴定的结果显示，墓主人身长约170厘米，为男性，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庄子·天下》《荀子·礼论》等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这座楚墓的形制为一椁二棺且墓中未出土青铜器，再结合帛画上的男子形象及其装束，估计墓主人是士大夫一级的贵族。在断代方面，刘国忠著《古代帛书》提到，这座墓出土的鼎、敦、壶等陶器是战国中期常见的器物组合，但陶敦器形扁圆，子母口又很明显，是向后递变的一种形制。另据参与盗墓的“土夫子”介绍，头箱内曾出土泥金版，而长沙楚墓出土的泥金版仅见于战国晚期的墓葬中。综上，考古工作者认为此墓的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

除了被柯强带去美国的三卷子弹库帛书，之前国内也有极少出自此墓的帛书残片。据说，当年蔡季襄曾将子弹库帛书的少量残片送给徐桢立，徐桢立又将它们转赠给文物鉴藏家商承祚。这些残片共有14片，后来其中的13片下落不明，只剩下最大的一片(最长处4.6厘米，最宽处2.7厘米)。1997年前后，商承祚的家属将这一残片捐赠给了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

据悉，今年7月，《五行令》《攻守占》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万里同归”特展中亮相，帛书残片与《人物御龙帛画》将首次“同框”，演绎一场跨越千年的楚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