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苗族同胞投身革命，陈日光、陈斯安父子受尽百般酷刑仍坚决不向“国贼”投降——
舍身就义为革命

陈斯太正在擦拭父亲陈日光的画像。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摄

■ 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1946年12月31日，保亭县城河岸边，几声零落的枪声响起，历史卷去了发黄的一页。这一天，坚决不向“国贼”投降的苗族英雄陈日光、陈斯安父子，在受尽百般酷刑后，双双英勇就义。

并非不怕死，只不过和他们所坚守的崇高信仰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牺牲都显得微不足道。也并非一开始就投身于革命，从信仰基督教到创建“拜盘皇教”，再到认清共产党才是苗族人民的唯一救星，陈日光的一生历经了多次抉择，当他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抉择时，终于由一名宗教领袖彻底转变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这对英烈父子的一生，是少数民族同胞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缩影，也启迪着更多的苗族同胞从信仰多种神灵的虚幻中回到现实，汇聚成一股向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屡改信仰

企盼脱离无边苦难

苗族同胞数百年来一直在琼岛腹地的高山大岭间过着迁徙不定的山居生活，山里缺衣少食，势单力薄的苗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盘皇泰翁祖”，企盼着终有一日能脱离无边的苦难。

作为彼时全岛唯一一名苗族总管，陈日光自幼在长辈的教导下也信仰着盘皇泰翁祖，10岁便能熟背“盘古皇经书”，然而神灵却并没能让他一帆风顺。

1913年，30岁的陈日光在狩猎一头熊时落下眼疾，随即前往琼海嘉积基督教会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他体察到西方医学技术的发达，震撼之余更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海南苗族中第一位基督教徒。

“父亲信仰基督教，是希望它能拯救苗族人民于水火。可此后几年广大苗胞所遭受的苦难根本有增无减。”据陈日光的小儿子、91岁的陈斯太回忆，父亲所在的这支苗民从五指山北麓的南脱村搬到坐落于南茂岭山腰的南茂村后，天灾接二连三，村里年年闹饥荒，让父亲再次对信仰产生怀疑。

1922年，陈日光脱离基督教，带领族人又一次踏上迁徙之路。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了吊罗山北麓海拔900米处的一处高山盆地。

陈日光的同族后人陈明京曾对吊罗山一带的革命事迹做过调查研究，据他介绍，鉴于陈日光的威望，之后有大批苗人陆续迁往吊罗山太平峒，山里成规模的苗寨最多时达7处，聚居群众六七百人。

“山里冷啊，稻谷长得能有人高，可就是不结穗。”在陈斯太的记忆里，山里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粮食只能在山脚下种，想要吃盐还得挑着山货跑到陵水去换，一来一回至少得花上一天的工夫。

正是在这般困苦的境地里，陈日光带领族人重新回归信仰本民族的“盘皇”，并将“盘皇泰翁祖”改为“盘皇上帝”。至此，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关键抉择，依旧未能超出宗教信仰的范畴。

陈启扬在爷爷陈日光的墓前祭拜。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摄

投身革命

两次选择跟党走

就在陈日光带领族人“拜盘皇”的同一时间，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到了吊罗山的另一边。

1927年底，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参与这一县级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共产党员黄振士意识到，要使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发动各民族人民参加革命，苗族首领陈日光由此进入他的视线。

“黄振士派人找到我爷爷后，送给了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爷爷昼夜攻读，越读思想越明朗，仿佛在沉沉黑夜中看到一线曙光。”在陈日光的孙子陈启扬看来，这是爷爷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也让他历经了最重要的一次信仰转变。

1928年夏，太平峒苏维埃政府在吊罗山区成立，陈日光担任委员，开始参与组织、领导苗族人民投身革命。

眼看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苗王”转投了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勃然大怒。

1929年至1930年，他们向太平峒的南连巴、牙防、南喜村等苗寨接连发起三次进攻，陈日光组织乡民拿起粉枪将其一次次击退，一时间声名大震。

正当苗族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之时，太平峒苏维埃主席王大忠突然叛变，吊罗山区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国民党早就将我的爷爷视为眼中钉，如今更是变本加厉，四处叫嚣要取他的头颅。”陈启扬坦言，与此同时，王大忠的叛变也让爷爷陷入了迷茫：究竟要不要继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内因加外因，让陈日光毅然率领族人登上古木参天的吊罗山巅，建营造寨，远离纷争。可时逢乱世，吊罗山又位居海南岛东西要冲，国民党当局、日伪政权势力不断向这里渗透，这些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纠缠陈日光，让他根本不能置身事外。

无奈之下，陈日光决定在路口修一座假坟掩人耳目，佯装病故，自己则躲进了深山。

转眼来到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挺进五指山建立中心根据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派军需主任周海东来到吊罗山，希望能争取苗族同胞的支持。

“吊罗山是五指山的屏障，发展苗族革命武装，就可以敲开琼崖国民党当局老巢的南大门。”陈斯太介绍，起初父亲并不信任对方，一直不肯露面。后来是周海东向他的大哥陈斯德、二哥陈斯安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哥俩又不断给父亲传信，这才让父亲重新建立起对共产党的信任。

舍身成仁

英勇就义视死如归

1944年秋，海南岛第一支苗族抗日武装——吊罗山苗族人民抗日后备大队宣告成立，30岁的陈斯安任队长。

在《中国共产党琼中历史》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后备大队的工作：站岗放哨，在主要路口设置木桩、竹签等障碍物扰乱敌军，并为第三支队送情报、当向导，护送伤员和粮食。

“那时候，第三支队先后有百余名伤病员留在吊罗山，山上的苗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照料、送饭等工作。”陈斯太回忆，这一时期父亲依旧没有露面，而是躲在暗处指挥，不料后来有奸细告密，诈死的秘密还是被国民党知晓。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四十六军300余人偷袭吊罗山，陈日光与20余名苗民遭捕，被关押至陵水县陵城原日军所建的油库中。

油库四周密闭，犹如蒸笼。陈日光等人受尽了饥饿、干渴、重刑拷打的折磨，始终拒绝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并反问：“我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叛国贼有什么错?我的同胞有什么罪?”

国民党当局又气又恼，更让他们忧心的是，抗日后备大队队长陈斯安还没有抓到。于是定下毒计，要陈日光用次子陈斯安与狱中苗民以命换命。明知儿子一来必死无疑，为了救出无辜同胞，陈日光仍狠心致书：“愿我父子同死，救出众乡亲。”

接到父命，陈斯安毅然奔赴陵城。狱中，父子两人忍受酷刑折磨，始终拒绝劝降。最终于1946年的最后一天，在保城河畔英勇就义。

“国民党不让我们收尸，父亲和哥哥的遗体被河水冲走了，一直没有找到。”陈斯太说，后来族人们按照民族风俗，给父亲和哥哥修筑了一处衣冠冢。坟冢所在，正是当年陈日光诈死修建的假坟翻新而成。

(本报营根4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