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古村拔南村:尊师重教勤助学
2019-10-21 11:53 来源: 海南日报 编辑: 莫中圆 【字体:   打印


光绪《澄迈县志》中的“博湳浦”为历史上拔南村的所在地。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很难想象,一个临海而居的古村,历来外出谋生者多、从事商贸者多,却依然尊师重教,于是读书人甚至出国留学者也多。因此,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拔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三多村”。

20世纪以来,这个村走出了大量的读书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走出了1000余名大学生,更有40多人留学和旅居海外。说起这些荣光,拔南父老称,这是村里历来重视和支持教育的善果。

今年秋季,拔南教育基金会对村里考上研究生的3人、本科的14人、专科的10人和重点中学的8位学子,发放了总共121000元的奖学金。这样的奖学、助学活动,拔南村已经坚持了15年。

而回望从前,拔南村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始于立村之时,迄今已有700余年。

宋末元初 教谕落籍

历史上的拔南村归澄迈管辖。

宋代末年,有来自广东潮州的郭姓和郑姓渔民进入琼州海峡打鱼,被澄迈北排湾富庶的天然渔场所吸引,于是在一个小半岛住了下来。此后,又有大量广东和福建渔民迁来,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小渔村。这个小半岛当年的名称已经无法查考,不过光绪《澄迈县志》的舆图中,对那里的标识是“博湳浦”,而“拔南村”一名,也始见于清代的方志。

对本岛方言和地名研究多年的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博湳”也好,“拔南”也罢,在当地的临高语中,发音和意思都是一样的。“博”“拔”发音为bak,是“口”的意思,琼北地名中常见的“卜”“北”也是这样的发音和含义;“湳”和“南”的发音也都是nam,意为“水”。临高语多倒装现象,因此,拔南村名的实际意义是“水口”,与它过去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如今,一条在当地村民口中被称作“青山”的小河,蜿蜒绕村,流入“海仔”(内海),拔南村西北片,便是“水口”——入海口的位置。

随着人口增加,淡水资源紧张,且有海盗不时劫掠,村民们便不断迁往海湾南部,更接近当时的澄迈县城(今老城),但仍靠海吃海,北排湾之内,茂盛的红树林之下,各类海产品是村民们唾手可得的生活物资,只要没有海盗侵扰,日子格外安逸。

都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改变拔南先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或许是后来落籍该村的一位宋季文官。据《澄迈县志》和拔南《童氏族谱》记载,童姓先祖童应魁(字文魁)原籍福建莆田,曾任琼山教谕,宋朝灭亡后,携妻带儿来到拔南隐居,教子育孙的同时,也开设私塾教授渔家子弟。

今人推断拔南村的历史,正是依据童应魁入村的大致时间,再稍稍往前推,约700多年。

默默走过了元代将近百年的历史,拔南读书人从明初开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先是洪武年间,童应魁的六世孙童贤愈考取了岁贡,出仕安徽安庆府推官,负责一府案件的现场勘察和刑事判决;紧接着,童应魁的七世孙、童贤愈的侄子童真,与琼山士子唐绢同时考中了天顺壬午科(1462年)举人,赴任广西平乐府推官。

叔侄二人都当推官,掌管刑名职权,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此家族基因?可惜县志和家谱中都没有更多的记载。

有明一代,拔南村还走出了不少廪生和监生,不再一一列举。

兄弟父子祖孙 接踵登科

拔南村的第二位举人是郑稽,成化癸卯科(1483年)乡试中举,且是“亚魁”,即第六名(举人的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是“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被授以广西雒容知县。由于他是在琼山县学读书后中举的,因此一直被误以为是琼山人。郑稽与兄长郑穟自幼失去双亲,相依为命,年长后也不分家,一切财物均由兄长掌握安排。后来郑穟早逝,留下寡母和两位孤女,郑稽善待嫂子,并抚养其二女成人,将她们嫁给读书人家。郑稽的事迹在当时被传为美谈,因此《广东通志》和《琼州府志》都为其立传。

天启甲子科(1624年),拔南人钟玠中举。除了举人,拔南村的贡生数不胜数,在一众贡生当中,不少人也有亲缘关系。如王名臣(明末)和王擢(清初岁贡,未赴廷试便病故)是父子,康熙岁贡郑兆昌和乾隆拔贡郑绳祖则是曾祖曾孙关系。

郑绳祖自幼聪明,学问过人,乾隆六年(1741年)成为拔贡后,八度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于是回乡教书为业,培养了大量优秀学子,一时名声在外。1722年至1728年在任的县令鹿耿、1749年至1754年任上的知县党维世,都先后聘请他到景行书院执教,县志称“游其门者,成材最多”。

近水楼台先得月。拔南村的第四位举人是清代康熙壬午科(1702年)林焕,族老都说那是因为林家与童家比邻而居,沾染了书香世家的教泽。后来,林焕的弟弟林炳也成为一名“拔贡”,林梦雉则在雍正年间成为“岁贡”,出任广东开建县训导。

在清代,拔南林氏读书人可谓出类拔萃。乾隆十五年(1750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林世楠和林有塘父子又先后考取当年的“岁贡”,其中林世楠上任福建长乐县训导,一时间又传为佳话。

据了解,拔南村现有人口6000余人,共有24个姓氏。明清两代,村里还有王昭、陈善、李姓的李明良和李一槐、吴氏的吴鼎和吴鼐、曾家的曾秀士和曾毓晖等人也都是贡生。光绪年间,曾毓晖还参与了《澄迈县志》的纂修。

二十世纪迄今 办学助学成风

如果说科举年代的荣耀已成过去,那么,100余年来的拔南村,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人之事。

拔南村八旬老人曾繁茂、曾令唯告诉记者,20世纪初,拔南学子邝秉文、王日民、曾祥鸾就考上了上海的大学;1919年,曾祥鹤到法国勤工俭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返国报效祖国,当过教授、银行行长;曾祥鹤的弟弟曾祥雏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吴乾章留学英国,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著名晶体学家……

1930年,村民蔡家棠出资,并利用村里的祠堂和庙宇,创建了“拔南小学”并亲任校长,从海口、府城等地聘请名师,且采用新制教学,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招收了14名女生就读。

1939年,日军侵琼后,拔南小学老师蔡国燊还创作了海南话抗日歌谣:“菜头脯,番薯粥;吃饱饱,气力足;打日本,救中国。”鼓舞了吴燕依等几位学子投笔从戎,上前线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拔南村、丰仍墟、文章村、儒宗村共同将日伪时期的警察部队所在地改建为“澄迈县老城第二中小学”,短短几年就培养几十位学子考上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临近乡村荣山、马村、花场等十几个村的学子,慕名前来就读。

新中国成立后,拔南重视教育之风一如既往,使得蔡森(中山大学)等数十位学子靠助学金完成大学、中学和技校的学业;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就有王才壮、吴光恒、吴建永和吴进远等人考上名牌大学;改革开放以来,拔南教育如春风化雨,村中才俊更如雨后春笋,先后走出吴子云(清华大学)、吴子恒(清华大学)、吴明(中山医学院)、邝雄(中国人民大学)、韦长传(北京大学)等1000多名大学生。

近年来,拔南更是奖学、助学成风。2004年初,村里成立了“拔南教育基金会”,以奖励考上大学、重点中学的学子,短短两个月就募捐到56万元。5月29日挂牌成立当天,旅居美国的曾祥鹤子女曾令国姐弟、吴光恒兄弟、新加坡李花南姐弟,在德国读书的曾秀华和在广州的乡亲都发来贺电。


旅居新加坡的企业家李传业捐建的拔南村大门。

基金会的创始人、旅居新加坡的企业家李传业,小时候因家境贫寒没钱读书,却历来对教育格外重视,膝下儿女全都留学国外,自己也乐于捐资助学、奖学。

据拔南基金会秘书长钟鸾善介绍,15年来,先后有1632人次为基金会捐款2597900元,已颁发奖学金和帮扶学生支出1676000元,惠及765名大学生、19名硕士生、3名博士生,以及一批重点中学和小学前三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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